耿寶昌先生是陶瓷研究的大家。他長于陶瓷鑒定，代表作《明清瓷器鑒定》是中外從事陶瓷研究尤其是明清陶瓷研究者的必讀書。今年11月10日，103歲的耿先生魂歸道山，這是中國和世界陶瓷研究的重大損失。30多年來，我一直與先生一起工作。隨先生學習的往事一幕幕，讓我難以忘懷。

1922年，耿寶昌出生于北京。他成長和價值觀形成的時候，正值仁人志士奮發(fā)圖強，爭取民族獨立、國家富強的歷史時期。青年人立志報國，選擇教育救國、科技救國、實業(yè)救國等圖強之路。耿先生入敦華齋學成后創(chuàng)辦振華齋，也是如此。一次，我問先生為什么取名“振華齋”。他吃驚地看著我說：“振興中華呀?！蔽翌D悟，先生的愛國情懷不是停留在口頭上的。

他常說，瓷器是我們中國人發(fā)明的，我們一定要把瓷器研究好、研究透，要讓世界知道中國人通過瓷器帶給世界的貢獻。他反對跟在外國人后面人云亦云，甚至否定中國瓷器的價值和意義。他用自身所學文物知識服務于國家，開展一級品文物的鑒定工作，致力于文物征集和海外文物回流工作。1986年，他把自己收藏的20多件瓷器、青銅器無償捐獻給故宮博物院。先生說：“故宮是我安身立命的第二家”。

從1956年進入故宮，耿先生在這里工作了近70年。他認為故宮博物院之所以在學界有較高的地位，不僅僅因為有紫禁城和眾多文物，更因為擁有馬衡、唐蘭、羅福頤、顧鐵符、單士元等一流學者和一流研究成果。“在故宮從事研究的人，不僅自己要勝任，也要做好傳幫帶?！?/p>

耿先生為學，講究眼勤、口勤、手勤，身體力行在實踐中獲取真知。2010年，88歲高齡的他到南京參加明洪武瓷國際學術研討會。有朋友告訴我，別的學者做演講時，耿先生一直在認真做筆記。因為不會用電腦，他只能用筆和紙來記，把別人的發(fā)言一字字寫下來，非常不容易。

先生常說，一個地方?jīng)]到過，這個地方就生，只有眼見、親歷才能有收獲；學習不能只盯瓷器一項，要廣博，把不同門類的知識當作瓷器研究的參照和營養(yǎng)。他是較早在著述中把中國瓷器與越南、泰國、日本以及歐洲瓷器進行比較的學者。先生每每說：“廣是精的基礎，學問之道就如同一把折扇——萬流歸宗，才能成為真正的大學問，不要在一條小道上有所收獲就沾沾自喜?！彼€認為天下沒有無師自通的道理，首先要有一個好的老師，師傅領進門是做學問最重要的基礎；其次是緊跟學術發(fā)展的潮流，要了解學術發(fā)展的方向和研究重點所在。

先生和我的辦公室都在故宮南三所東所第一進院。30多年來，先生進院子后都會喊我一聲，我便帶上水瓶去他屋子里，喝茶、聊天、請教。有一次觀看南宋官窯瓷器，他說官窯瓷器和龍泉窯瓷器的胎不一樣，輕叩的聲音不同；汝窯、哥窯瓷器聲音也有自己的特點。關于胎的不同，我們在考古工地也有所感悟，比如胎的配方和燒結度不同，由此造成瓷片的碴口痕跡不同。而汝窯、官窯、哥窯和龍泉窯瓷器在輕叩時聲音的不同，是先生教我之后才了解的。先生還教我區(qū)別永樂瓷器和宣德瓷器，把永樂和宣德的瓷器放在一起，要閉著眼也能通過觸覺來區(qū)分其釉面才行。先生在經(jīng)手數(shù)十萬件瓷器后，對不同時代的瓷器釉質特點已經(jīng)爛熟于心。

耿先生畢生致力于文物保護。他多次到湖田窯址調研，最終規(guī)劃了湖田窯的保護范圍。正是在他的建議下，景德鎮(zhèn)明清御窯遺址成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。2015年，耿先生與謝辰生先生、宿白教授聯(lián)名致信中央，呼吁加大對御窯遺址的保護并建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，由此開啟了對景德鎮(zhèn)御窯遺址的綜合研究。

我最后一次見先生，是今年10月5日在前門東大街先生寓所。當時陪同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一行到先生家，王院長代表文化和旅游部領導就中秋和故宮博物院百年慰問先生。那天，院長離開后，我返回房間看望先生，他拉著我的手一直不放。不意此行竟成永別。

多想再聽先生每天進入院子喊我的聲音，多想再與先生一起分享考古新發(fā)現(xiàn)的喜悅、談論景德鎮(zhèn)御窯遺址保護的新進展，多想一起等待景德鎮(zhèn)手工瓷業(yè)遺存申請世界文化遺產(chǎn)成功消息的傳來，多想共同迎接兩岸故宮文物合璧的時刻……

來源： 人民日報